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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产业中,蕴藏着一个10万亿的大市场

时间:2018/8/18 15:59:53 点击:1139

我国是世界最大且发展最快的康复辅具市场,但是却没有一所综合性的康复辅具服务机构。

做养老产业,单靠概念和模式难以维系。能支撑产业发展的一定是落到实处的具体行业,甚至是行业之内更为具体的产品、服务和能力。养老产业的机遇,不在于有多少养老机构、多少旅居小镇,而在于在具象的空间中,如何引导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如何满足老年人的文化诉求,如何提供舒适的生活工具,如何创造宜居的环境,如何打通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的通道。

当我们开始涉足养老服务行业,或者说老龄事业,一个切入口和必经的通道是对老年人真正需求的探寻。只有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才能在商业社会中找到立足点。

从心理需求看咨询行业的价值

冯梦龙在《谈概》中表述“老人八反”,是其300年前对老龄化所致心理与行为变化的观察结果,分别是“夜不卧而昼卧(睡眠节律改变)、子不爱而爱孙(代际关系变化)、近事不记而记远事(记忆衰退)、哭无泪而笑有泪(情绪反应的生理老化)、近不见而远却见(视力老化)、打不痛不打却痛(躯体与植物神经功能变化)、面白却黑/发黑却白(内分泌系统变化)、如厕不能蹲/作揖却蹲(躯体运动协调变化)。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韩布新向《经济》记者介绍了他此前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结合老年人群的心理特征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横向比较发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且波动大;中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最好,高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差。

韩布新说,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因素包括疾病、婚姻、家庭、退休适应、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我国老年人在经济发展的改革大潮中,面临着一定的心理困境。家庭养老面临现实困境,积极老龄化的参与诉求与年轻人就业冲突、传统孝文化中为老价值体系与现代年轻人独立意识冲突、年轻人生存压力与赡养义务冲突、经济抚养与亲情慰藉冲突。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急需家庭之外的社会力量以各种形式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关切。

“大众看待老年人的普遍观点是各方面都处于夕阳西下的衰退状态。但是,老年心理学研究并不支持这种看法,因为老年人的许多重要心理功能,比如语义记忆、智慧并没有明显的衰退,甚至可以终身保持在高水平上,例如情绪更为稳定、积极。”韩布新表示,老年人的知识、经验和智慧,甚至是体力,都可以成为维护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宝贵财富,值得深入挖掘,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从文化诉求看养老服务供应的落脚点

“世界上最让人惋惜的事情是心欲善而人将死,世界上最让人痛心的事情是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世界上有两件事最等不得:一是行善,一是尽孝。”穆光宗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是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人口问题、老龄问题和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他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在国内人口学界和老年学界均有重要影响。他向《经济》记者表示,我们需要在文化层面上来思考养老的出路。

也可以说,中国式养老必须要基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出发,才能使得商业脉络的展开沿着直通人心的路径前行。

“如果没有面对孤独足够坚强的神经,没有面对人生足够积极的看法,没有面对残生足够珍惜的态度,那么仅仅一个包含了无数内涵的‘空’字就足以葬送风烛残年的生命。”在穆光宗看来,老年人对物质和金钱的需求其实很少,但对精神和亲情的需求却十分强烈。“老年期之所以充满挑战甚至悲哀,其实质是不断面临人生丧失的过程,健康丧失、角色丧失、收入丧失、亲人丧失、理想丧失和情爱丧失。”

远古时期“孝”的含义是:亲老,子女养之;亲病,子女侍之;亲死,子女葬之。而现代的“孝”,就是能自觉站在老年人的角度,从老年人的利益出发来理解、关心和尊重老年人的需求满足问题。穆光宗说,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化养老就是用文化的力量实现活跃老化、尊严老化和幸福老化,文化养老需要动员孝道和仁爱的文化精神,整合慈善和公益的文化资源,实现敬老和乐龄的文化理想。

家国智库理事长叶伟春向《经济》记者表示,我国的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应该回应老人们的主要关切,不仅要在养老设施等硬件上做好工作,更要在精神文化等软服务上做好文章,真正实现老年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满足”。

在叶伟春看来,文化养老和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是相互交融的。文化养老的真正内涵是推动各类文化与老年人文关怀相融合,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水平,让老年人共同享受祖国发展成就、增强获得感。

做好文化养老,就需要发挥全社会的力量,特别是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要将文化养老与我国特色小镇的文化建设、乡村振兴的农村传统文化建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以及社区文化发展等深度结合,让老年人“乐在文化中”。

适老辅具带来10万亿商机

“解决了中国的适老环境,就解决了中国养老的一半问题。”民政部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标准与理想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养老建筑研究中心副主任罗椅民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不管是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适老辅具能更好地服务于老年人,又能降低机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最终达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破解中国式养老困局。

这里面不仅有人文关怀,也有无限商机,“至少10万亿元”。

罗椅民曾对全国数百家养老院进行了考察,他发现,由于我国没有“养老机构建设设计标准”,许多养老院存在设计不合理现象,设计建造阶段没有按使用功能划分,没有考虑环境无障碍设施设备的匹配,盲目引进高级豪华配置,虽然投入了大量经费却不能满足老年人个性化养护需求,导致资源的低效和浪费。

“要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必须要建立起一个适老环境,只有建立起良好的适合老年人的居养环境,才能切实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罗椅民说。对于老年人的养老来说,适老环境极具价值。人体的各种机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罗椅民表示,对老人来说,听觉、视觉、记忆、平衡感等生理机能的衰退是不可逆的。

光线暗淡、床的高低不合适、室外楼梯的踏步高低不一等原因都会导致老人摔倒。“我国每年大约有3000万65岁以上老年人出现过跌倒,在这一半跌倒的老年人中,有10%-20%属于严重的损伤,即使手术治疗也基本不能生活自理。由于跌倒而带来的老年人伤害死亡,在我国居第4位。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由于跌倒引起的伤害死亡是第一位。”罗椅民说,环境因素是造成老年人跌倒的重要因素。

在罗椅民看来,标准的养老机构适老环境设计建造应根据自理老人、轻度失能老人、重度失能老人和完全失能老人护理需求设计功能区。适老环境设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水平零高差,垂直零距离”。所谓“水平零高差”,就是地面必须要水平,不能有高坎或高度差;“垂直零距离”就是要给轮椅留有足够的接近空间,不能形成新的障碍。

尽管适老环境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针对老年人的适老环境标准。对于新的《中国适老环境评价标准》,罗椅民认为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

“这个标准可以说漏洞百出”,罗椅民说,做适老环境标准的规范和修改,不能想当然,国家应当制定“养老机构建筑设计标准”,按照满足老年人照护需求能力不同划分为自理护理型、半失能护理型、失能护理型,制定相应的环境设计和康复设施设备安装使用标准。

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机构养老,70岁老人护理90岁老人将成为普遍现象。为了让重度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人离床、上床、如厕、洗浴,常常需要多人推、拽、拉,有限的环境空间充满了风险。

“适老辅具的广泛应用,可以提高护理效率、维护自身尊严,同时减缓失能过程。”罗椅民说,目前大家对于适老辅具的认知仍存在误区,倾向于简单归为残疾人辅具,但是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老年环境绝对不是只靠无障碍就能够解决的,无障碍环境只能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在适老环境的打造上远远不够。”据罗椅民介绍,植入式电子耳蜗、电子注视器、普通轮椅、拐杖以及改装的进餐具(助力筷子、弯把勺、倾斜水杯、吸盘碗)、穿衣辅助器(穿袜器、系扣器)、带增高垫的座便器等,凡是能够改善和方便居家老年人生活的器具等都属于适老辅具。

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沉寂近10年的国外适老辅具厂家在过去蜂拥而至。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全国居家适老环境的改善与改造。房地产企业、装饰工程企业成立了专业的适老专业公司,许多涉老社会组织也纷纷挂起了各式各样的适老招牌。建筑材料企业也系统地推出适老洁具与卫浴产品、适老地板与地胶等,家具企业抢占适老功能家具的市场,以各类适老功能护理床为代表的适老家具争奇斗艳。

医疗器械企业、机电企业、家电企业、家具企业、建材企业、房地产企业、养老集团企业、建筑装饰企业、国外适老辅具企业的产品纷纷亮相在各类适老博览会。

但是罗椅民表示,适老辅具产业的发展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是制度保障不平衡。目前,普通人配置辅具的资金只有财政补贴、专项救助和社会募捐三个渠道。老年人的适老辅具都需要个人支付。二是产品结构不平衡。国产适老辅具多数为国外产品的仿制,品种少、档次低、品牌认可度不高,高端市场占有率低,中低端产品可靠性不能充分保障。三是价格竞争不平衡。由于网上低质产品充斥、政府低价招标等多种因素,导致我国适老辅具产品市场的进口产品、国产高端产品、低端产品之间进行价格厮杀。四是服务机构建设不充分。虽然我国是世界最大且发展最快的康复辅具市场,但是却没有一所综合性的康复辅具服务机构。

适老景观设计有很大发展空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高级工程师、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风景园林研究中心主任胡洁认为,在适老景观的设计打造方面,我们仍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根据中国与欧洲居民时间利用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学者们发现中国老年人的个体性时间减少,社会性时间增加,而欧洲老年人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这项研究表明,相对于欧美老年人离群索居的孤独状态,中国老年人更愿意外出参加社会活动。”胡洁向《经济》记者表示,积极社交是中国老年人的优势所在,也是中国老龄社会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特殊之处。

中国老年人的社交活动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集聚性强。少则三五成群,例如打球、下棋、遛鸟等;多则成百上千,例如练太极、跳广场舞等。北京的紫竹院公园,就自发形成了多个群体活动点,在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老年人团体开展体操、太极、广场舞、大合唱等活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也常常有老年人组织群体性的健走活动,促进健康的同时也能促进交流。

“然而目前,我国的许多城市公共场所尚未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出相应的变化与调整,针对老年人的公共服务设施不够完善,空间的不足和功能的局限性极大程度上阻碍了老年人的室外公共活动。在许多城市,由于缺乏老年人专门的活动空间,老年人在立交桥下、街头巷尾、临街建筑屋檐下等零散空间活动的现象比比皆是。”胡洁认为,城市公共空间环境设计必须补充完善老年人的活动空间和场所。

这对空间环境设计行业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除了本地的适老化景观营造,胡洁表示,老年人对舒适的气候、优美的自然山水这一类有益身心的物质环境,以及增长知识和陶冶情操的文化环境有着追求和向往。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养老社区和养老服务行业的选址和规划。

“适老化社区的景观营造也要考虑减小跨越气候带对外地老年人产生的不良影响,例如针对干燥的北方地区,可通过水景和绿化环境的营造,来增加空气湿度,使来自南方的避暑老人更容易适应环境;南方春季雨水较多,可在社区内增加风雨连廊,保持社区环境的干燥,以照顾北方老人的需求。”胡洁表示,在养老社区选址上,可以选择有山有水、景色优美的地区,例如南浔中国第一老年城、黄山德懋堂、日本横滨太阳城。

城市养老需大数据行业助力

城市与人,犹如唇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袁昕主持参与了《北京中关村西区详细规划》、《北京中轴线城市设计》等重大项目,他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城市规划与发展必然会参考老龄化问题。

“城市规划其实要讨论或者要看到的,不仅仅是城市的过去和现在,更要关注城市的未来发展,因为规划主要是用来应对未来的需求。以前我们做规划,大家更多的是从城市的空间规划来看哪里要修路、哪里要盖房子。但是对此我们应该看得更长远一些。”袁昕表示,城市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人的问题,老龄化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趋势,这必将影响城市规划的方向。

而在9年前就开始关注养老问题的袁昕来看,这9年中政府和社会对于老龄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一方面老年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有大量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社会企业对于解决老龄社会需求的关注,实际上也代表了其中的商机。

但是袁昕表示,这个商机真正浮出水面还有一个漫长的周期。一是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还需要引导;二是未富先老人群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消费需求。在中国现阶段,满足养老需求的产业不应该成为一个暴利行业。“其实养老服务的利润是很微薄的,可能高端的养老服务利润会好一些,但是就市场规模来看,大量的老年人的需求难以达到那样的标准。”

这种情况就导致包括养老设施与养老需求的配套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这就要求一方面,我们要对老年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来支撑城市规划在解决人的需求时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升对城市空间布局、产业特色、发展优势的理解力,反过来支撑养老相关领域的模式探索。”袁昕说,让养老更具智慧,就需要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

大数据就可以发挥这样的桥梁作用。袁昕表示,只有充分运用大数据精准聚焦,才能从方法上解决养老难题。“对于服务机构来讲,这些年尽管养老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但是也面临很大的问题,怎么寻找到精准服务的客户?”

据袁昕介绍,从目标客户群来看,其实现在热衷于养老的并不是那些老年人,而是四五十岁的那辈人,他们或者在为父母操心养老的事情,或者在为自己将来的养老担忧。随着年轻的一代慢慢成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观念都在变化,所以中国的养老观在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变化,老年人的独立性会越来越强。

“对于老年人实际需要什么,目前还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这几年养老服务供应商大批进入相关行业,但是还没有真正聚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杰华向《经济》记者表示,这是养老服务供应商应该厘清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9073、9064,大量的比例是居家养老。居家养老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客户是高度分散的。我们知道这一个社区里面有1000位老人,但是谁也不知道1000位老人到底分布在哪些家庭。特别是一些失能、失智的老人,有时很难走出家庭寻找或者接受外部的服务。”袁昕说,渠道不顺畅会带来种种问题。

与此同时,对政府来说,也面临着很多困惑,很多政策制定出来,但是难以确保效果。政策什么时候发布、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布有效?如何在老年人和服务机构之间建立起联系?大量的社会补助,是补助到老年人身上还是补助到服务机构的头上,还是补助到他们的服务本身?袁昕说,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渠道能够让这三方建立起比较通畅的沟通,“显然,这个关系建立起来并不那么容易,而且很多地方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关系”。

现在养老服务体系存在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讲,缺乏有效的监管;对于老人来讲,需求挖掘有限;对于服务商来讲,难以形成良性竞争。

大数据被寄望于打造这样一个渠道。“没有精准的数据,显然不知道该服务哪儿,需求和供应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对这些服务如何引导和全程监控,如何纠正这些偏差。”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袁昕和他的团队尝试通过城市发展、人口数据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老年人的人口分布、区域分布、行为画像、消费的时空分析,进行了老年大数据相关研究,他们所做的《朝阳区动态人口综合监测与评估》项目荣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中心联盟大数据发展促进委员会颁发的“星河奖之最佳大数据行业应用奖”。

在研究落地方面,最终跟呼和浩特市的新城区找到了契合点。谈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项目,袁昕分享了其中的经验和看法。

“地方政府对我们有很明确的要求,希望以政策为引导,规划先行,重点建设区级、街道、社区这样三级联动的养老信息平台,导入社会服务资源,通过示范区的建设去推动全区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希望解决下列问题:政府要有效的引导和监督管理,通过这样的监管使得老龄的政策有效通过这样渠道传达下去;在这样的平台之上实现服务体系的市场化运转,为不同层次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差异化的服务;同时新城区急迫建立起一个长期照护的保障体系,作为第一步的工作纳入到这个平台工作当中去。”袁昕介绍称,通过一系列的任务分解,最终形成了让政府通过平台数据分析,实现决策分析、智慧调度和全程监控。

这种经验对于渴望进入养老产业的大数据企业来说,极具参考价值。

作者:854865280 录入:854865280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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